1.兄弟
在开始初中生活以前，名义上我还是那个小学的学生，却已经很久不用去上课了。我提前开始了中学生活。那个时候我有个名叫于雷的好友，这名字总让我想起一部叫北洋水师的电视剧。我们俩从小生活在同一个军队大院里，那里还有其他七八个同龄的孩子，可我和小于无疑是那群孩子里最耀眼的明星。那个时候我足球踢得很好，他是我锋线上的搭档。那个时候我跟随父亲学乒乓球，他则每周跑到设在景山公园里的少年宫练习。我们跟随同一位老师学习二胡，我们在同一个课堂学习奥数。他在区里最好的小学念书，我在区里最差的小学念书。
奥数班是我们四年级的时候开始的。那个时候有六个班，每次考试都要淘汰掉一个班，而我始终在最好的一班上课。最后一次淘汰后只剩下两个班，我出现了很莫名其妙的失误，一下子掉到了二班。这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简直就是五雷轰顶般的灾难了。就连我的父母都觉得很没面子。尤其让他们觉得没面子的是，小于成了那个大院里唯一在一班的孩子，而以前那个人是我。
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，你怎么指望他热爱学习。而当他觉得羞赧甚至愤怒时，他肯定会拼命。那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段没日没夜看书做题的时光。有一道难倒了千军万马的题目居然是我在做梦的时候做出来的。从睡梦中突然惊醒，高呼得矣得矣，点亮台灯把解法撰录于纸上。以后如果哪天我见着我儿子也这样，我肯定会一边捋着胡子一边对孩子他妈说，我很欣慰。
后面的事情没什么值得说的。总之，我拿到了一个小红本，它意味着我可以免试进入那所区里最好的中学。而我的好朋友兼竞争对手则不得不和其他人一样面对考试。在此前，他放弃了学习二胡，放弃了学习乒乓球。那个时候我甚至有些高兴——请原谅，人总会有些阴暗的幸灾乐祸的思想——他终于落在了我后面。在那个新的学校，我的自信达到了顶峰：当我们两个轮流上台表演二胡的时候，已经一年不碰胡琴的他战战兢兢地拉了一遍四级的曲目光明行，而我则选择了江河水。下台时我颇为傲慢地看了他一眼，带着胜利者的微笑。
年少时的我怎能理解胜利和失败？我不再想去战胜任何人，我知道胜利者注定要踩在失败者的尸体上。每个人都过上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难道不是更美好的么。
后来小于考上了武汉大学。很早以前他就告诉我他是武汉人，他想回家。现在他回家了，我为他感到高兴，而我还只能在异乡漂泊。祝他好运。等我回去，咱们在军队大院东北门旁边的八一餐厅好好喝两杯。

2.目光
小学时居然还有一段朦朦胧胧的感情经历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美好。几岁大的小孩子会懂什么爱情？即使放到今天我仍旧不懂。只记得班里有个很漂亮的小女孩，我叫她楠，那一群小孩子称之为班花。只记得班里有个很英俊的小伙子，名字叫宇，经常跟我们讲他在追楠云云。只记得那个时候他们是学校长跑队的，每天一块训练，一块吃学校专供的美味早餐。只记得那些男同学们颇为眼馋宇能够跟班花共进早餐，而我只嘴馋早餐里的肉笼和豆腐脑。那群小孩子不知道跟谁学来的男女感情，而我似乎还晚熟了一点。也许那个时候我压根就不担心，我是成绩最好的学生，我比他们多看了太多的书，多懂太多的知识，我会拉二胡，我是鼓号队的领队，我是班委成员。也许更无须担心的原因是，她是我的同桌。
在某一个时刻，我发现她似乎很喜欢看着我。那是一堂语文课，老师在台上讲着闰土的故事，我忽然觉得有一束目光射在我脸上。阳光从她身后的窗户射进来，她在看着我，还带着微笑。直到现在我都能记起那个画面，那个时候真觉得她很美。于是作为回报我也笑着看她，心里没有一点不纯的想法。
从那时起我的心态仿佛就有了一点点变化。上课时眼光有时候会不自觉地偏向她的那边。如果偶然撞上了她的，就相视一笑，一起扭头看着黑板。从来跟她很少讲话，眼神就能说明白一切。后来宇转学走了，我竟然觉得有些兴奋，他是我那时最好的朋友。
这种情况持续了没多长时间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们迅速发现了学习委员和体育委员之间的些许暧昧，我又一次成为了新闻人物。随后班里开始调换座位，我和她不再是同桌。我们坐在一起的最后一堂课是自习，最后的几分钟我们竟然一直互相看着对方。我趴在桌子上看着她，她也趴在桌子上看着我，直到下课铃声响。
其后我就逐渐淡忘了她，恢复了正常。甚至提前离开学校的时候我都没对她讲一句话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几个月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她也考上了我的学校，我很清楚她为了能来这里必须要花费五万元的赞助费。初中三年我很少见到她。她总像个疯丫头一样东跑西颠，不过一旦瞧见我她就会立刻换一副模样，笑着冲我挥手。而我却有点害怕见到她，总是避免和她碰到。天知道我那时候是怎么想的。
初中毕业之后，我和我所有的小学同学都失去了联系，只知道她考上了本校初中。我从郊区来到市区，换了一群精英同学，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，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女生，连楠的样子都要忘记了。
高三那年，适逢母校十二中七十周年校庆，我又回到了学校，不过不是记忆中老旧的校园。现代化的建筑，豪华的设施，全北京市最强的硬件条件，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。踏进校门，刚刚签到，我忽然听到一个女孩子大声叫着我的名字：“徐——尧——”，我看到她在教学楼五层的某个窗口用力挥舞着胳膊，满脸的兴奋。她的脸迅速从窗口消失了，几分钟之后她就朝着我跑过来。那个时候，记忆中的一切仿佛都被激活了。我长到了一米九，戴上了眼镜，体型更加发福。她长高了，依然干练的短发和消瘦的身材，笑的时候两个酒窝。我咧嘴笑着，甚至以为她要扑到我怀里了。让我有些失望的是她在我面前几十厘米的地方一个刹车停住了脚步，面不红气不喘，真不愧是练长跑的。停住之后，她的脸倒有些变红了，这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小姑娘，脸一直红扑扑的。简单寒暄了几句，她说她要回去了，她是从课堂里跑出来的。说罢转身一溜烟跑回去了。“等一下，”我用力喊着，她却早就不见了，还是那样，像一阵风。练体育的也不至于这样吧，想留个电话的机会都没有。
从那时起，杳无音讯又已三年，她真正成为了一个永恒的记忆。我和几乎所有初中同学失去了联系，我也早就和我的小学同学们全部失去了联系。我想我这辈子都很难在茫茫人海中见到她了。不过，每次想到她的时候，我都会感到温暖，温暖得就像那个阳光明媚的秋日，我在狭小的教室里听鲁迅爷爷讲闰土时遇到的那一束关切的目光。

3.披风
那个时候，不知什么动机促使我参加了鼓号队。我报的乐器是小号，结果却被分配去敲大鼓。难道这地方是根据体型分配任务的吗？这乐器简直没有任何技术含量，只要两个礼拜记下十套鼓点就可以了。我好像是用了三天就搞定了鼓点，顺利被选拔进鼓号队。因为身高有点优势，我成了领队。我是个调皮捣蛋的领队，训练的时候经常不老实，有时候玩得兴起，拿小军鼓的鼓点敲大鼓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鼓号队平时任务繁重，每周都要训练，升旗仪式上伴奏，北京马拉松赛上也要我们去吹吹打打，还要参加市里的比赛。参加市赛的经历可谓终身难忘。没日没夜地排练队型，终于弄出了一套足够让其他学校汗颜无地的方案来。初赛那天，我们每个人都穿上白制服，戴上白手套，系上红披风，一个个都英俊潇洒。
在那个凉风徐徐的日子里，我格外卖力地挥舞手里的鼓锤。然后，我脖子上的披风掉了。红色的披风随风飞舞在半空，我心里暗暗叫苦，只好装作不知道，继续按照编排的队型走。我看到了评委们在笑，估计是嘲笑。敲了一阵，带队老师拿着披风走过来系到我脖子上，好歹没有影响到表演。我已经完全不记得那天是怎么混过来的，老师和其他队员们半开玩笑半数落我。这真不是我的错。
顺利通过了初赛，进入决赛。我们又排了一套更加精彩的队型。这次出征前，老师用别针把披风和制服别在一起，免得再出现像初赛时候的尴尬情况。
在那个阴风阵阵的日子里，我异常卖力地挥舞手里的鼓锤。然后，我脖子上的披风又掉了。红色的披风随风飞舞在半空。我简直要晕倒，怎么这种事总让我碰上。别针还孤零零挂在脖子上。这下我自己都忍不住笑了。老师又跑过来，一边摇头一边给我系上披风。
我们拿到了北京市一等奖，我也可以顺利退役，准备升学了。那十套鼓点现在只能回忆起一两套。曾经烂熟于心的绝妙队型也早就忘掉了。只有那飘扬在半空的红色披风至今我还记忆忧新。也许生活需要一点戏剧性的元素，也需要一点尴尬却不失动人的色彩。

补充几句：
没什么目的。这段时间想的事情太多，就像在记忆的抽屉里乱翻，肯定能翻出些久违了的物事，自然会乱发一通感慨，随手记录下来，免得日后再次遗忘。
这些回忆必定经历了岁月的侵蚀和艺术的提炼（^_^），仅供一笑。